当爱尔兰当代著名作家科尔姆·托宾与知名脱口秀演员鸟鸟相遇，他们的语言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昨晚，在上海YOUNG剧场，一场题为“从小镇女孩的漂泊，到中年出走的决心”的新书分享会引来了许多读者的关注，现场阵阵热烈的掌声与心领神会的笑声轮番出现。
托宾（左）和鸟鸟
科尔姆·托宾1955年生于爱尔兰韦克斯福德郡恩尼斯科西镇，其最著名的代表作就是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并曾经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放映过的《布鲁克林》。自从1990年发表第一部小说《南方》以来，他已经出版了十一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一部诗集，多部戏剧、游记、散文集。2011年，英国《观察家报》将托宾选入“英国最重要的三百位知识分子”，同年，他获得爱尔兰笔会文学奖。2021年，他获得大卫·科恩文学奖。2024年，他获得伍尔特欧洲文学奖。
托宾长长的、充满文学性的语言对现场翻译是挑战
现场观众坐满了YOUNG剧场
“小镇女孩”其实指的是托宾获2009年度英国科斯塔最佳小说奖的《布鲁克林》中的女主角艾丽丝，“中年出走”的则是《布鲁克林》续篇《长岛》的女主角——年过40、已婚已育的艾丽丝，住在一个被丈夫的家族包围的“死胡同”里。
无论在《布鲁克林》还是在《长岛》中，艾丽丝总是一次次从纽约回到故乡的小镇——恩尼斯科西，其实大西洋那一边的长岛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已经成为艾丽丝的故乡。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黄昱宁提出，“乡愁”构成了一个相对论，即“乡愁”未必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地方，而是一种精神需求。
托宾从自己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经历说起，当他在奥斯汀大学度过一个学期，他会突然地非常思念家乡爱尔兰，会希望自己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能够吃上爱尔兰的食物，吃到爱尔兰的面包，喝到爱尔兰的茶，其实他一点也不喜欢爱尔兰的食物，但他甚至开始想念爱尔兰人，想念一些陌生人，开始盼望自己在早间新闻的时候能够听到那些并不有趣的爱尔兰新闻，托宾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体验”。直到他离开德克萨斯小城奥斯汀回到爱尔兰，首先做的并不是“见到母亲，亲吻她，去酒吧喝很多酒，和人们一起开怀大笑，听他们用爱尔兰的方言叫我‘嘿，小子’。而是开始投入到写作小说《布鲁克林》中去”。因为爱尔兰寒冷的圣诞节，他又在此时开始怀念温暖的德克萨斯，“可并不是真正的怀念，当中有许多充满反讽，充满不可名状的模糊，充满复杂的人类情感的情愫。当你离开一个地方回到家乡，又离开，开始新的旅程，通常你都会发现自己被困扰于乡愁、家乡、怀念、爱等复杂的无法说得清的感觉中，好像在德克萨斯时关于爱尔兰食物的一样。”
关于小镇、都市、故乡与他乡的这些问题，似乎是小说和脱口秀场上共鸣度最高的话题之一。最能触及人们的笑点和泪点。鸟鸟说自己读托宾小说《布鲁克林》觉得很有共鸣，因为她也当过北漂、沪漂，很理解“纽漂”是什么样的。鸟鸟从18岁上大学伊始，就不在家乡生活，她无法把自己视作北京人或上海人，但当她回到家乡内蒙古，家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也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内蒙人了”。她觉得，在家乡和他乡之间往返，让个人的存在变得很孤独。“我们这一代小孩有挺多都是在迁徙中成长、成年，很多社会上的知识，不是在自己家乡所学。究竟在家乡发展还是在大城市发展，也是年轻人永远都面临的一种抉择，而人绝对不可能两者兼得，所以这也是人存在本身的困境。”
托宾也曾演过脱口秀，他摸着自己的脑袋解答了一个读者心中的疑问——“也许我写一个70岁谢顶的爱尔兰男人更有发言权，为什么我写的是关于女人的小说？”这与他童年的成长经历有关。托宾的母亲有两个妹妹，父亲也常有姐妹往来，加上托宾的姐妹，每当这些女性聚集在家中，空气里就充满了各种女性的声音，家仿佛变成了一个歌剧院或者是一场交响乐会。女人们谈论衣服，一个说：“我差点就买了那件绿色的外套。”在场所有女人都会热烈回应她：“哦，什么样的绿色外套？”“我当时只有5岁，在地板上玩耍时就看着她们变得非常兴奋，妈妈会告诉我，你听得太多了，下楼去吧。”托宾说，楼下是男人的天地——爸爸、叔叔和男客人，他们半天都不说一句话，每个人都在吐着烟圈，许久，有一个人突然悠悠地说：你们看那场球了吗？我觉得第二个进球特别好。其他人就会回应：真的很好吗？然后过一会儿，叔叔又会接话：第三个球也很好。幼年的托宾觉得实在太无聊，这些男人只是在一种单调的嗡嗡之音中谈论着那些几乎发生了，又可能并没有发生的进球。五个、七个男人坐在一起，有时不发一言，有时在莫名其妙地点头。
而当托宾开始写小说，上一辈女性基本都已去世，于是他在脑海中重新建立、重新寻找当时所听到的这些女性的声音，以及蕴藏在女性声音中的生命力，“我觉得我还能记得她们的声音，还能记得充斥着她们声音的那个房间。”
当鸟鸟看完小说里描写的那些生活场景再回到自己的生活，她观察和体会的颗粒度会变细。“所以，阅读一本小说无法直接增长你的工资，但是增长工资也就是为了过得更开心、自在或者敏锐，但阅读小说也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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